鄭板橋縫衣歌妓家

  鄭板橋,名燮,字克柔,江蘇興化人。生於康熙三十二年。他的父親名之本,是個廩生,居家授徒,以維持生活。他的母親汪氏在他四歲的時候就去世了,幸而有一個心地善良的乳母費氏很關愛他,每天出門工作時,就背著他,而且總先買個餅乾塞在他的手裏。他七歲那年,因為鬧饑荒,乳母為了生活,才不得不忍痛離開鄭家,另謀生計。

  鄭家在板橋的祖父以前,可能是很富有的,到他父親時才家道中落。乳母費氏是他祖父的侍婢,結婚生子後,仍然依靠鄭家,所以她對鄭家的感情很深,雖因鬧饑荒離去,仍念念不忘,因此三年後,她又囘到鄭家來。這時費氏自己的親生兒子已作了官,要迎她到京奉養,但她却寧願與這位鄭家的小孩子孤燈相守,不忍一日離去,一直到她死去。板橋的詩集中有「食祿千萬鍾,不如餅在手」之句,就是板橋對這位乳母的懷念。

    給板橋終身感激而不能忘懷的人,除了乳母費氏外,還有他的後母和她的叔叔。他三十歲時所作七歌的第三、四首就是寫他的後母和叔叔的,其中有云:「無端涕泗橫欄干,思我後母心悲酸。」「有叔有叔偏愛姪,護短論長潛覆匿。」可見他雖然在早年的時候失怙,但在精神上還算是幸福的。

    他是獨生子,長得醜醜的,又很愛哭。從長相看來,就像是一個怪人。但他的天資很高,更富有藝術天才,對琴棋書畫的興趣都相當濃厚。

    愛好藝術的人,往往是比較浪漫的、熱情的,所以在他少年的時代,就有戀人了。他初戀的小情人叫王一姐,他曾作詞追念這位小情人說:「囘首當年嬌小態,但片言,微忤容顏赤。只此意,便難得。」這種童騃的愛,倒給他囘味無窮。

   後來,他到真州毛家橋讀書;是住在一位表親家裏,因而和表妹也有深深的情愫。他的踏莎行云:中表姻親,詩文情愫,十年幼小嬌相護。不須燕子引人行,畫堂得到重重戶。顛倒思量,朦朧劫數,藕絲不斷蓮心苦,分明一見怕銷魂,却愁不到銷魂處。

    他熱情、浪漫,但他知道年輕人應當多讀書,所以他大約在十八九歲十就取中了秀才。他自敍自己用功的情形說:「每讀一書,必千百遍。舟中、馬上、被底,或當食忘匕筋,或對客不聽其語,並自忘其所語,皆記書默誦也。

   他考取秀才後,雖不能因此改變他的經濟環境,但多了個生員得頭銜,風度翩翩,自然更會吸引少女對他的傾心與愛慕。所以他一旦囘到興化的家鄉後,便有一個同鄉的小姐叫小珠娘的,對他很有意思,就以借書之類的藉口,向他親近,甚至於在無人之際,二人嬉戲起來,女的用紅豆打他,而他很珍惜地把紅豆收藏起來,好像收藏二人的情感。

    有一天,他出去春遊,不意在寺中又逢到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在拜佛,頭上的金釵掉在地上,女孩去後,被板橋拾到,他拾得這支翠花鈿,頻頻嗅著上面的香風。有詩云:「寺裏遊人最少年,閒行拾得翠花鈿;送還不識誰家物,幾嗅香風立悵然。」他就是一個如此的多情種子。

  由於板橋的家境不佳,幾次的戀愛都沒有成功,僅給他留下美麗的囘味。一直到二十三歲時,才和同邑的徐家小姐結了婚。婚後不久,便離開妻子到揚州賣畫謀生,想在揚州踏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當時的揚州是:「畫舫乘春破曉煙,滿城絲管拂榆錢;千家養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種田。」其繁華景象,有如十八世紀的巴黎。板橋到揚州時,起初是住在廟裏,後來賃居在賣花翁汪髯的李氏小園。汪家很清靜,有一個老母,兩個兒子,還有一個賣花的女兒。

  揚州雖是個溫柔鄉,但板橋初來時仍是很規矩的,在作畫之餘,最多和汪家的賣花女調調情。有時在極無聊的時候,想到樓上的佳人,偶而跑到樓上偷開縷帳;偷看雲鬢;或坐在書房裏擘斷牙籤,拂弄書中的囊蟲。不過,隨著歲月的逝去,他漸漸地變了,他學會了飲酒,狎妓,捧歌兒……。試看他和酒女間的「運遠情親,眉梢有語,舌底生春,把酒相偎」,「燃花微笑,小立繡圍屏。待把令尊相勸,又推辭宿酒還醒」,即可見他後來生活的浪漫情調了。

  他在揚州放浪了十年,雖然他是想來賣畫謀生的,但一個不見經傳的畫家,縱使很有才氣,他的畫也是不值錢的。他有二首詩很能代表他落拓揚州的情景:十載揚州作畫師,茲將赭墨代胭脂。寫來竹柏無顏色,賣與東風不合時。

  乞食山僧廟,縫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為看花。(落拓)

  這兩首詩,已把他這十年的生活情形描寫盡了。他的畫既不值錢,而所得到的一點錢也都拿去給歌妓買胭脂去了。可笑的是板橋浪蕩揚州,原來「只是為看花」哩!不過,他並沒有忘記家人,每逢臘盡冬殘,必囘故鄉和家人團聚。

  康熙六十一年,板橋三十歲。這年他的父親由於生活重擔的負累,而一病不起了,從此家庭的負擔便完全落在他的肩上。這時他已有二女一男,而家庭的狀況竟是:「臖下荒涼告絕薪,門前剝啄來催債。「寒無絮絡饑無糜」。可是他生性疏放,不事生產,那裏承擔得了家庭的重擔?不久,兒子犉兒竟營養不良也患病死了。他不禁痛苦失聲,淚涔涔地痛哭道:「天荒食粥竟為常,慚對吾兒淚數行。今日一匙燒汝飯,可能呼起更重嘗?

  如今父死子歿,他囘想到揚州的荒唐生活,著實愧對父親與妻子兒女。為了家庭,他決定在家鄉設塾教書。可是教書的收入也夠可憐的,僅夠一家餬口之資,一旦有意外之需,仍要向親友借貸。說到借錢,恐怕也不那麼容易,貧士詩即寫盡了他當時的心情與社會的澆薄:貧士多窘艱,夜起披羅幃。徘徊立庭樹,皎月墮晨輝。念我故人好,謀告當無違。出門氣頗壯,半道神已微。相遇作冷語,吞話還來歸。歸來對妻子,局促無儀威。誰知相慰藉,脫簪典舊衣。入厨燃破釜,烟光凝朝暉。盤中宿果餅,分餉諸兒饑。待我富貴來,鬢髮短且稀。莫以新花枝,誚此靡蕪非。

  身為大丈夫男子漢,居然「歸來對妻子,局促無儀威」,真道盡了自己的可憐像。他在家鄉教書約三年之久,他形容這段日子是:「半饑半飽清閒客,無囚無枷自在囚。」因為教書不足以充飢,又不合他的個性,只好束裝再到揚州去謀求出路。這時他的畫已大有進境,在揚州的藝林,也小有名氣,向他求書畫的人,己逐日增多;同時,也結識了揚州八怪之一的老畫師李。李少年得志,曾供奉內廷,書法古樸,並善寫蘭竹,晚年才退居揚州的。

  板橋本無心於功名,但在李的影響語鼓勵下,乃利用繪畫之餘,研習時文律帖。他竟很順利地考取了擧人,中擧後又有個好友程雨宸很慷慨地解囊相助,使得他有經濟能力到焦山讀書,接著又很順利地於乾隆元年中了進士,那時他四十四歲。他對程雨宸的經濟援助永銘難忘,有懷程子鵔詩云:「世人開口易千金,畢竟千金結客心。自遇江西程子鵔,掃開寒霧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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縫衣歌妓家的——鄭板橋

  夢醒揚州一酒瓢,月明何處玉人簫?竹枝詞好憑誰賞,絕世風流鄭板橋。——董恥夫揚州竹枝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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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望溪二三事

    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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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與桐城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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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苞的生平事蹟

  方苞,字鳳九,一字靈皋,晚年自號望溪。江南安慶府桐城縣人。康熙七年生。父親名仲舒,字南董,號逸巢,是個國子監生,胸無畦畛,在當時也稍有逸名。

  方苞小時候便和他的哥哥百川一同讀書,父親逸巢親自口授經文章句。他的家中,傳有舊板史記,父親珍藏篋中。有一次,他和百川等父親外出時,便打開書篋偷看,這是他喜好史記的發端。他生而好學,可是家境很窮,冬無絮衣,三餐不繼。然而,他並不因貧困的環境而喪志;相反地,更使他發奮勵學。因此,十來歲的時候,易、詩、書、禮記、左傳等,都已能夠背誦。

  康熙二十八年,方苞參加歲試第一名,補為桐城縣學弟子員。次年的秋天,應鄉試不第。這年,他已二十三歲,他的父親要他結婚;可是方苞因胞弟椒塗死於同年三月,喪事未久,因此無意於妻室。依禮而言,齊哀期三月不御內。而當時他的胞弟已經死了七個多月了,方苞却仍然不忍成婚,但在父母的趨策下,迫不得已,只好接受了父母之命。及至洞房花燭之夜,方苞不肯與新娘同寢,族姻都因此大駭,物議紛然。

    在方苞看來,家有喪事,未滿一年就成婚,是一件不可原諒的錯誤,而自己竟然犯了這種錯誤,使得他畢生感到遺恨。

    康熙三十八年,方苞考取了江南鄉試第一名。次年,他到京師參加禮部考試,沒考取。越三年,再試禮部,又不第。他雖參加兩次的禮部考試都落第了,但他已是名聞遠近,對父母也已能供菽水之養。這時他的父親因年華老邁,不能出遊,他於是將家移居到故宅的「將園」,並加以修葺浚築。園中有高樹、清池、蔬圃等,使父親每日召集朋友故舊,歡飲其間。他的父親死後,又於池之東北構築四室,奉老母居其北,而自己讀書其南。每於晚飯之後,他必扶太夫人尋廡觀看僕婢蒔花灌畦,或站立池邊觀賞月出。將園是方家故園,而名為將園,即取詩人將父將母之義。

    科擧會試,三年才得一試,全國錄取名額,又頗有限,想得金榜提名實為困難,方苞雖滿腹才學,也不免屢受挫折,但他並不因此視為畏途。康熙四十五年,這時他已三十九歲,終於成進士第四名。到了將殿試時,朝論翕然,都推他為第一人。不料,忽然傳來了母親生病的消息,他聞訊立刻束裝歸去,李文貞趕緊派人留他,但他深以母疾為重,還是拋棄殿試的機會。

    康熙五十年,方苞以南山集牽連入獄。因為罪嫌嚴重,論死。他在獄中潛心三禮,不以生死為念,同獄的人都為自己的生死非常惶恐,可是方苞却始終讀書自若。獄中的人火大了,便搶去他的書投於地上說:「命在須臾矣!」方苞撿起書本答道:「朝聞道,夕死可矣。」金壇王若霜,常入獄看方苞,至則解衣箕坐,諮經諏史,旁若無人。同繫者都罵道:「君縱忘此地為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姍笑何?」五十二年春,獄決,聖祖素知方苞文學,特旨免治,並硃書曰:「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

    方苞出獄之後,命隸籍漢軍,以白衣入值南書房。他既出了獄,便遣人迎接母親到京寓侍養。後來,聖祖命他編校樂律曆算諸書,並與諸皇子遊,自誠親王以下,皆呼他為先生。誠親王個性嚴厲,承事者大多受到他的訶責,但方苞對他品品不阿,誠親王因此十分尊敬他,乃延請他為王子師。方苞每要講學時,置王子座東向,自己南面坐,才肯就講。

    他雖不參與朝政,但朝廷機務,多得聽聞,李文貞、徐蝶都對他傾倒。二公常常要推薦他,他却辭道:「某本罪臣,不死已為非望,公休矣,但有所見,必為公言之,倘得行,則拜賜多矣。」一直到了康熙六十一年,他才充為武英殿修書總裁。雍正嗣位後,始赦歸原籍。方苞支族的人,本來也隸屬漢軍,至是肆赦。世宗說:「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細。」方苞聞命,驚怖感泣,涕泗交頤。

   他在仕途上,自從出獄後一直十分順利,未曾受到挫折。到了雍正十年,更遷陞為翰林院侍講學士,次年又擢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一個曾經獲罪入獄的人,能夠如此一帆風順,直陞要津,要不是他的道德文章為皇帝所賞識,實無以致之。

  當他被擢為禮部侍郎時,曾以足疾婉辭,但世宗却特命他仍在修書處行走,不必辦理內閣事務,而有大議,即家呈奏。方苞對於自己的不能隨班趨直,而俱荷矜容,不勝感激,以為不世之恩。

    高宗即位後,對他也優禮有加,高宗憐恤他已老病,特命太醫時常前往診視。乾隆二年,這時他已七十歲,擢禮部右侍郎,他仍以足疾辭。高宗下詔許他免於隨班趨走,可以數日才赴部一次。高宗非常信任他,每有朝廷大政,往往向他諮詢。因他大多密陳,盈廷因此對他側目,協力排擯。方苞每呈上奏疏,大臣便合口梗塞。方苞自知孤立,乃向皇帝陳述自己的處境,並以病老請解侍郎之職,高宗同意了他的請求,命他仍帶原銜食俸,教習庶吉士。

    朱文瑞對他的性剛直言,早就看出他有一天將受到群臣的嫉視媒嬖。乾隆四年,庶吉士散館,方苞補請後到者一體考試,忌者果然藉機彈劾,說他假公濟私,高宗下詔革職,命他專在三禮館修書。他罷職以後,對沈廷芳說:「老生以迂憨獲戾,宜也。吾兒道章,數以此諫,然吾受恩重,敢自安容悅哉?」方苞雖已落職,但高宗皇帝對他仍始終念念於懷,常顧左右大臣說:「方苞惟天性執拗,自是而非人,其設心固無他也。」諸臣默而無言。有一天,吏部推用祭酒,帝沈吟道:「是官應使方苞為之,方稱其任。」方苞受恩遇如此。

    乾隆七年,苞七十五歲,因為年老體衰,時患疾痛,乃決意辭官歸里。他囘到了濶別四十多年的老家後,從此杜門著書,不接賓客。江南總督尹文端曾踵門求見三次,他皆以疾病辭不見面。洛陽李學裕備官中外,垂二十年,後來調任為安徽布政使,剛入城那天,便去謁見方苞。他素知方苞避客之深,於是摒棄騶從,自己一人到方苞住的地方自動開門而入,才得見方苞。他見了方苞,執弟子之禮,並懇請方苞指教為人及行政的道理。

    方苞一生最令人敬佩的,是他的治學精神。他的著述甚多,而他最後完成的是儀禮析疑,這是他臨終前贈送給世人的最大禮物。他少時深感儀禮難讀,所以未經背誦,晚年又感於宋元人的解說皆膚淺無足觀,因此大懼於經蘊未盡開闡,而閑晦終古。乃在七十歲以後,每日晨起必端坐誦讀經文,設身履地,深入履地,深入研究,雖臥病仍仰面思考,一有心得,便稍稍筆記。如此日夜勤劬,一直到了八十二歲臨終前一個月,才完成了他的禮儀析疑。他的這種研究學問,克服困難以及為後人開闡經義的精神,真令人汗顏不置。

  一代偉大的學者方苞,一生治經闡道,始終不懈,終於在乾隆十四年卒於上元里第。當他病危時,屢擧右手,以示子孫必於歛時袒其右臂。因從前他的弟弟椒塗疾危時,自己因有異疾,醫生令他出避野寺,以致於弟弟死了,竟不獲視含歛,心常感悔,故以袒右臂自罰。著有方望溪文集、周官集注、禮記析疑、喪禮或問、春秋通論、儀禮析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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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文自命的——方苞

  清出的散文,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為最著。他們一掃明末浪漫派小品文的風氣,為後來的古文復興運動開啟了一條蹊徑,但還談不上有什麼卓越的成就。到了方苞、劉大櫆、姚鼐出來以後,始正式樹起桐城派的古文理論。桐城派的古文理論一出,如日中天,而影響了整個清代的壇坫。那些不入宗派或別立宗派的古文家,實質上也都是桐城派的羽翼或支流。

  方苞是桐城派的鼻祖,一生專治古文,博覽經史,見識閎廓深遠;所作的文章,體正而法嚴,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而不苟作。姚惜抱說:「望溪先生之古文,為我朝百餘年文章之冠。」胡襲參更以為方望溪乃七百年一見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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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先生二三事

  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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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的學術思想

  談及亭林先生的學術思想,就令人想到他那救世的熱忱、人格的崇高以及他的學術的淵博。雖然當他在少年的時代,也曾沉酣於科名文藝之中,但到了崇禎己卯,秋闈被擯,又目擊國步阽危、方州瓦解,於是乎乃幡然醒悟了。他深深的感悟,四國多慮,經生寡術,在此大動亂的時代裏,只有講求實用,力求經世致用之學,才能挽黃魂於不遂,拯斯民於塗炭。因此他呼籲著:「天生豪傑,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這是何等悲壯而激勵的口號啊!

  然而,明末之際,人心士氣已死,人謂崇禎非亡國之君,而是亡於人心已死。生長在這沈痛已甚的時代下的顧亭林,既不能手梟逆賊,又不肯卑躬屈節,只好轉而從事著述,期能正人心,厚風俗,以挽當時頹敗之風,以作復興民族的張本。正如德國斐希特所云:「持立之戰已成過去,我們希望繼之而起的是主義之戰,是道德之戰,是品性之戰。」亭林於明亡後的一切努力,即是沒有炮聲的主義之戰。王石庵說:「寧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誠然,我們研究亭林先生,不僅在於推崇他的學術的淵粹,更應了解其人格的崇高,並起而有守先待後之志。

    一個具有強烈用世思想的人,他的學術思想,當然悉為救世而發。錢賓四說:「亭林論學,一曰明道,一曰救世。」明道與救世就是他整個學術思想的精神。

   首先,就其文學觀言之。亭林的文學觀是帶著濃厚之人道主義的色彩的,他對文學的主張總離不開實用價值的範疇。他說:「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著,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語、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又說:「君子之為學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己,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足見亭林的文學目的論,純是以損益立論的。

    他既主張文須有益於天下,因此他的一切著述無不是在於實用的價值上。他一生精力之所萃的日知錄,上篇言經術,中篇明治道,下篇記博聞;而天下郡國利病書,即以國計民生為主;歷代帝王宅京記則以都城建置為主;又如肇域志,則以山川險要為主。足見他一切的著作的目的,都是為政治,為社會而作,並非為文學而文學,那些諛佞之文、應酬文字更終身不苟作。

    大凡一個入世思想而又曾從事政治運動的人物,對文人的評價往往不很高,亭林即其人也。他以為文人大抵華而不實,吟風弄月而已,且大抵缺乏操守,唯以能文自詡。所以他主張「能文不為文人」。他引宋劉摯訓子孫的話說:「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不過,亭林並非輕視所有的文人,而是輕視只能吟風弄月的文人。例如他對杜甫的史詩,白香山的新樂府是相當讚美的。日人厨川白村說:「文壇比政治界領先十年或五年。」文壇想要領先政治界,事實上也只有真正忠於文學的文人,才能挑起這種遠大而神聖的使命;吟風弄月的文人自然是不足掛齒的。

    亭林的文學觀如此,而他研究經史的目的,也完全著眼在經世致用上。所以有人說他是經史學派,有人則說他是經世致用派。

     我們都知道,理學曾極盛於宋明兩朝,但到了晚明以後,學者崇尚空談,不務實際,其氾濫已到「寧說周孔誤,不言鄭服非」的極至。日知錄中說:「今大道未明,人趨益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顦顇。」亭林有鑑於此,乃起而力救時弊,反對空談的理學,於是揭起革命的旗幟,發出「經學就是理學」的口號。他說:「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他認為理學家所談論的精義與指歸,根本離不開經學的範疇。如王陽明的心學,即孟子的良知與集益的闡發;而朱熹的理學,更被認為是繼承了孔孟思想而為學術思想的正統。

    亭林高標經學即理學之後,天下靡然風從,不但粉碎了當時理學的壁壘,而在清學界上開展了學風,而且開闢了研究經學的方法。其求證求實的治學方法及精神,胡適說:「搜求事實不嫌其博,比較參證不嫌其多,審察證據不嫌其嚴,歸納引申不嫌其大膽,用這種方法去治古書,真如同新得汽船飛艇,深入不曾開闢的奇境。」足見亭林之所以能成為清代樸學的導師,洵非苟然。

  亭林不僅是經學的建設者,同時也是偉大的社會運動者。他一生遊歷山之東西,河之南北,無非在於社會利病的考察;而歷覽諸史,無非在於社會理論的探討。他認為變政必先變俗,因此「正人心」、「厚風俗」乃成了他從事社會運動所努力的方向;而振興教育、獎勵廉恥,也就是改善社會頹風的積極方法。

    古來賢者治國,無不本於廉恥。因為廉是立身的大節,恥是根心的大德。一個人能廉,則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這就是造成社會淳樸之風的主要因素。然而廉尚可矯,而恥不容偽。如公孫布被,不可謂不廉,但曲學阿世,乃無恥行徑。又如馮道刻苦儉約,不可謂不廉,但更事四姓十君,何無恥之甚!因此,他以為禮義廉恥四者之中,恥尤為重要。

    再說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計,是社會疾病的唯一治療方法。美國社會學家愛爾烏德說:「社會改造的歷程,若要持久,一定要由教育。」由於個人的行為,將影響整個社會的行為,因此,重視個人的學識與操守,正是古今聖賢所以要設司徒,明教化的道理。於是「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乃成為亭林先生的教育思想的主要內容,亦即改造社會的治本方法。一個人博學,則能明辨是非,知所取捨,可是知了未必能夠躬行。所以亭林主張博學於文,必兼行已有恥言之。在他的心目中,也惟有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的人,才是天下第一等人。教育的極至也就在此。

    亭林南北栖栖,一生以撥亂滌污為己任,以喚醒民族意識為鵠的。雖然他一切的努力,在他的時代不能力挽狂瀾,但他的精神,一直在遜清政治統治二百餘年之中,維繫著漢人的民族覺醒。所以何貽焜先生說:「由於他主張博學於文,影響所及,使有清一代考據之學,為中國文學史上放一異彩;由於他提倡行已有恥,隱隱間,使中國人的民族氣節振古如新。」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亭林庶幾可以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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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不望母氏遺言

  顧亭林自從浪跡北方以後,居無定所,直到康熙十六年,才卜居於陝西華陰。他說:「遍觀四方,惟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而華陰綰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大,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因為華陰有這麼多的優點,他因此決心定居下來,並置田五十畝,以供朝夕。這時他已六十五歲。

  康熙十七年,博學鴻詞科詔下,諸公爭相薦引亭林,但他牢牢地記住母親王氏毋事異族的遺言,乃慨然以死拒絕道:「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清廷大修明史,諸公又推薦他,他覆書請以身殉。當時有人對他說:「先生盍一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他笑著答道:「此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知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吾節,則吾未之聞矣。」這種恥事異性,而寧肯棲遲泉石的氣節,正是他偉大人格的具體表現。

  亭林很喜歡華陰這個地方,閒來無事,則徘徊渭川,採藜而食。但天涯孤客,半世飄搖,不免常想起他的家鄉,況這種感情早就有了。當他自金陵北渡山東時,就曾有詩云:黃耳不來江表信,白頭終念故鄉薇;無因化作隨陽雁,一逐西風笠澤飛。

  嗣後又有詩云:前年北踰淮,頃者東過薊;三世但一身,南瞻北揮涕。

  及至康熙十九年,也就是他定居華陰後的第三年,他忽然接到元配夫人王氏在故里病逝的消息,不禁更使他觸目傷情,悲從中來,乃作悼亡詩云:獨坐寒窗望篙砧,宜言偕老記初心;誰知遊子天涯別,一任閨蕪日夜深。

   北府曾縫戰士衣,酒漿賓從各無違;虛堂一夕琴先斷,華表千年鶴未歸。

   貞姑馬鬣在江村,送汝黃泉六歲孫;地下相煩告公姥,遺民猶有一人存。

本就眷土懷鄉的亭林,這時乃決意南歸。他給李子德的信中即說:「遇以祁人一事,留滯汾州,而家中忽報亡室之訃,病弟稺孫,懸望殊切。……今將以明年四月,一往吳下。」亭林雖已決定南歸崑山,可是這時他已是衰老多病的老翁,長途跋涉已不可能,終於康熙二十一年正月病卒(或云墜馬而死),一歸之願,終未之償。享年七十歲。

亭林死後,門人奉喪歸葬,弟子潘耒收其遺書,並為他作序。所著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歷代帝王宅京記及亭林詩文集等。

亭林十九歲時娶王氏,無出。三十七歲時納妾韓氏,生一子夭折。四十一歲時又納戴氏,又無出。五十九歲在太原時,名醫傅青主說他有生子的希望,勸他再納一妾,乃於六十三歲時,又買一妾,不料不到兩年,亭林已渾身是病,更不堪少婦之纏繞,乃令其改嫁。最後只好收養從子顧衍生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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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騎驢走天下

  亭林既遭家國之變,乃去鄉徧遊沿江一帶,以觀山水之勝。可是自從他離鄉遠遊以後,里豪見顧家勢衰,便蓄意吞奪他家的田產;而亭林的家僕陸恩也因亭林久遊不歸,家道日落,而背叛亭林,投靠里豪葉某(或以為葉嵋初)。亭林返囘崑山準備捉拿陸恩,當時陸恩正想去官府密告亭林和海外相通,亭林急將他拿住,投於江中。

  事後不久,陸恩的女婿又投靠葉氏,並以千金賄太守擒殺亭林,亭林因此被捕,幸而有同人奔走營救,始得事解。不料葉氏又遣刺客戕殺亭林於金陵太平門外,亭林頭部受傷,墜落驢下,險些送掉了生命。從此偽作商人,變衣冠,而浩然有山東之行。

  亭林的遠行,始為避仇,其實,一方面也因起兵失敗之後,眷懷故國,一心志在恢復,因此乃趁時喬裝商賈,削跡埋名,以遊為隱,藉以奔走四方,圖謀國事。當他要離鄉遠行時,同人都携樽送行,酒半,好友歸莊起而說道:「寧人之出也,其將為伍員之奔吳乎?范雎之入秦乎?吾輩所以望寧人者不在此。夫宣尼聖也,猶且遭魋畏匡;文王仁也,不殄厥慍。寧人之學有本,而樹立有素,使窮年讀書山中,天下誰復知寧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歷傳列國,以廣其志,而大其聲施,焉知今日困阨非寧人行道於天下之發軔乎?若曰:怨仇是尋,非賢人之志,別離是念,非良友之情。」

  眾人聽了這段激昂悲壯的話,都鼓掌稱喜,並齊歌以壯其行。

  亭林遠離家鄉以後,先到金陵作第五次的謁拜孝陵。此時的亭林,眼望河山變色,陵寢淒冷,怎不「瞻拜魂猶惕,低徊思轉哀」呢!他在孝陵的碑前拭乾了幾滴亡國恨的眼淚後,孤零零地騎著驢子向北去了。他起初到達山東章丘,墾田於長白山下。其後又遍遊北都,謁長陵以下,且圖而記之。順治十六年,鄭成功率師攻克了鎮江,兵抵金陵,可惜金陵之戰,鄭成功頓兵城下,終至敗退。亭林在北方聽到了鄭成功兵敗的消息,不禁扼腕歎息。有江上詩云:江上傳夕烽,直徹燕南陲;皆言王師來,行人久奔馳。一鼓下南徐,遂拔都門籬;黃旗既準張,戈船亦魚麗。幾令白鷺洲,化為昆明池;于湖擔壺漿,九江候旌麾。宋義但高會,不知用兵奇;頓甲守城下,覆亡固其宜。何當整六師?勢如常山蛇;一擧定中原,焉用尺寸為!天下何時開,干戈良可哀!願言隨飛龍,一上單于台。

  鄭成功敗退之後,亭林念江南山水有未曾遊歷的地方,又一方面擬作事後部署,乃南歸吳越,六謁孝陵。順治十七年,復北謁思陵,而後離別了北京,墾田於代。康熙五年,又墾荒於雁門之北。七年復入京師。從此往返河北諸邊塞,先後曾遊歷盤山、古北口、恒嶽、井陘、太原,西入潼關,登臨太華,憑弔古長安,屯田塞上,行跡半天下,自謂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凡所到之處,皆交其賢豪,以實學相切磋,以大義相砥礪。

   他雖到處流浪,不遑寧處,但他始終不忘讀書。在旅途中,都以二騾二馬載書,遇到邊塞的亭障,常呼老兵退卒詢問,有與平日所聞不合的,就發書對勘。若是行於平原大野,不足留意,就在鞍上默誦諸經,雖遇故友如不相識,跌落驢下也無所悔恨。李光地談及他的好學情形說:「自幼博涉強識,微文碎義,無不考究。騎驢走天下,所至荒山頹垣,有古碑版遺蹟,必披榛菅,拭斑蘚讀之,手錄其要以歸,十餘歲至七時,而老勤如一日。」古人牛角掛書,牧豕聽誦,而亭林鞍馬默經,荒山披榛,千古勤學之士,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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