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運昌隆

歸有光的散文

歸有光是明代的古文學家,為文冲淡古樸,不是雕飾,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與王慎中、唐順之同為宋文之運動者,並稱為嘉靖三大家。姚鼐論次歷代古文家,以歸有光直接八家之後,為元明兩代一人。黃宗羲作明文案序也說:「議者以震川為明文第一,似矣。」

歸有光為文,原本於六經,又得太史公書之風神脈理,於八大家,則自謂可以肩隨歐、曾。大抵說來,他的文章以抒情散文的評價最高。由於他之富於情感,故能善寫父子、夫婦、朋友間生死離別之情,以及家庭日常生活之瑣事。取材雖平俗瑣碎,但自有其高明處與獨到過人處。他的這類文章,大都平鋪直敍,但事直情摯,語語感人。表面看雖平易,而實豐腴;似煩雜,而實如貫珠。如思子亭記、亡兒翻孫壙誌、先妣事略、寒花葬誌、項脊軒志、見村樓記等就是其抒情散文的雋品。王錫爵在歸公墓誌銘中說:「所為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嗟嘆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

他的文章在當時就頗受推重,由吳敏樹與友人書中的「不意都中稱文者,方相與尊尚歸文」可見。就是王世貞終亦折服,他在歸太僕贊序中說:「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到了清初,桐城派更是推崇備至。方苞書震川文集後云:「震川之文,......不修飾而能情辭並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故能取法歐曾,而少更其形貌耳。」姚鼐說:「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疎淡,是於太史公有深會處。」

明清二朝對歸文的評價很高,但近人則頗多貶辭,或言其文不通,或言造作,或言其全集中多為應酬文字,或謂他的古文缺乏內容,說理膚凡,更有人對其人其文肆然極加詆毀,幾把震川罵得體無完膚,一無是處。例如說震川熱中利祿,不死仕宦之心,儒林外史實在應該有他一個角色;批評先妣事略中的「中夜與其婦泣」,則以為太誇大自己的孝思,也無法想像跟妻子一齊哭思亡母的情形;評其「項脊軒志」中的「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則謂全文中找不出「可喜」之處。總之,以為歸文浮誇、矯飾,而且累贅、含混、低俗的詞句比比皆是。

其實震川其人其文果真如此鄙陋嗎?一個人追求功名如果為的是盡一己之力,以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這種人是最可敬的;如果只在於追求自身的榮華富貴,甚至剝削戕摩,這種人才是最可惡的小人。王錫爵說:「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守高節,多人所難及者。」由此看來,震川先生大概不致於淪為小人吧!子路傳述孔子之言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一個仁人君子,其立身行已的道理,進在乎此。

震川談及追思亡母而哭泣的地方,不只於先妣事略一文中有之,在亡兒翻孫壙誌中也說:「余晚婚,初擧吾女,每談先妣時事,輒夫婦相對泣。」震川是否自誇自己的孝思,或出於情不自禁而相對哭泣,今人已不得而知。但震川是個重情感的人。錢謙益說他:「重平生知己,每敍張文隱事,輒為流涕。」震川對荐引自己的恩人尚且如此,何況是骨肉至親呢?每個人的感情不同,猶如人心之各異,焉能以自己的情感去揣摩他人?

   再談「項脊軒志」一文,本為震川的代表作之一。郭霖的國文名著研究中對本文有所評贊,其中有云:「以『多可喜,亦多可悲』語說出內心的感慨,作為下一段的伏筆,作法於迂迴曲折之中,亦能各盡其妙。......第五段以蜀清及諸葛亮的生平事蹟,作比自己,從中發出一段議論,言外之意,在表示出他終有顯達的一天,這是他自感快慰之處,以迴應上文『多可喜』的緣由。末以掐井之蛙語,恐貽笑於人,故意一抑,在一揚一抑之間,運筆曲折中而有自然之美,文章到此,本已完結。最後一段是作者在娶妻後,再補記他與其妻的生活與項脊軒的關係,末以『庭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語,說出他覩物思人,不勝悽悲,令人讀之,有戚然於心之感,這亦是廻應上文『亦多可悲』的原因,首尾互相照應,恰到好處。」由此可見,歸文之妙,妙在輕點,非細心玩味,不易窺見。

   我們不能否認前人對歸文的讚美有過譽之處,但歸文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價值已是根深蒂固的了,今人詈斥之,恐無異於蜉蝣之撼大樹而已。桐城派以震川為直接八家之後,古文通論中認為他與宋濂、唐荊川三人為明文第一,苟真其文不足觀,那麼吾人江浩歎有明一代無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