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流亡日本的政治活動

　　戊戌政變失敗後，任公逃到了日本，他在日本很受留日華僑的愛戴。傳說他在船上時，一夜之間便學會了日文。事實上，他到日本以後，花了數月的時間才把日文學通。他對日文既能通曉，也就開始縱覽日文書籍了。由於日本言西學的很多，譯書紛觸於目，使他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他說：「五年前，患無書可讀，無事可佑；五月以來，則患應讀之書太多，但覺目不暇給矣。」

    本對西學已略知梗概的任公，既得在日本博覽西書，於是乎他的思想為之昇華，有如幽室見光，枯腹得酒。從此以後他把見西學，無選擇、無組織、本末不具、派別不分，惟以多為貴地介紹給國人，這就是梁啟超式的輸入。他所以要如此作，正是所謂的「但開風氣不為師」。

    他到日本後不久，即創辦清議報於橫濱，除了介紹新思想及國際情勢給國人外，並鼓吹政治革新，倡君主立憲，更醜詆慈禧失政。慈禧太后大怒，懸賞十萬金購買康梁的頭顱，嚴禁內地傳閱清議報，更於光緒二十七年派人放火燒毀報館。 

    任公到日本的次年（光緒二十五年），康南海組成了保皇會。這一年，任公與中山先生有所往還，他們經常半夜會談國事，討論合作方法。有一次，任公的長女令嫻在隔室中聞其父與中山先生高聲辯論革命之道，令嫻以為二人在爭吵，急趨探視，見其父囘度於室中，中山先生則倚床而坐，各敍所見，壯至融洽。後來他們已打算進一步合併組黨，並擬中山先生為首，任公為副。但對康有為如何安置呢？當時中山先生囘答任公說：「弟子為會長，為之師者，其地位豈不更尊？」任公當時似乎同意了。

    既要合併組黨，任公乃聯合幾個同窗同學，促請南海閉門著書，息影林泉，以自娛晚景；而為弟子者，將繼往開來，以報師恩。此時，他毫無顧忌地大倡革命，大有脫離南海陣營的趨勢。同年秋天，中山先生與任公雙方一同起草革命章程。焉知章程未就之前，有人先向南海告變。南海在任公要他退隱時，就甚為不悅，視上書的十三人為康門叛徒，稱之為十三太保，而今更以為造反了，乃急令任公赴檀島辦保皇事物，不得稽延。

    任公到底受到師生之間情感的羈絆，不敢公然脫離南海；他又以為保皇會藉勤王之名，成事較易。一念之轉，於是乎重囘到了保皇黨。任公到檀島以後，以其赫赫在人耳目的聲望，遽然佔去了中山先生在檀島耕耘的成果。中山先生見任公遽然脫離了他，而且又搶他的地盤，十分生氣，雙方合併組黨的計劃不但成了泡影，甚至於成了政敵。

    光緒二十六年，拳亂起，唐才常自立軍起義於長江流域，以勤王為名，意在接出光緒帝，另組政府，這是保皇會惟一的擧事。但因事機敗露，唐等三十餘人被殺。這次的起義，康、梁為總負責人，而任公的任務是在日本與檀香山籌餉，由於款數未盡收齊，又為商人騙取二萬元，因此，很多人皆歸咎任公籌餉不力，甚至咎其私吞。任公有口難辯，見起義事急時，本欲親囘大陸共殉難，但時不我與，囘到上海時，義軍已滅，歉疚之餘，一度想披髮入山。

　　起義失敗後，任公曾遠遊南洋、澳洲。光緒二十八年元月創新民叢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學術教育為主，以政論為輔，銷路極廣，每期銷行八、九萬份。二十九年，於遊歷美洲返囘日本後，因感於好友唐才常的死難與以暴動求改革的不易成功，於是乎言論轉趨溫和，並從此不再言革命了，甚至於反對民族革命。他以為滿人漢化已久，不必排擠他們，只要立憲，人民便能獲得民權，獲得自由；也就是說，只要實現政治革命，漢滿平等，即可治為一爐，成為大一統的中華民族。

    革命既有重重的困難，但想要立憲却又有慈禧太后等的阻梗，他於是乎便聯想蘇俄虛無主義的暗殺手段。這時他以為慈禧太后、榮祿等這些保守派首領，必須加以消滅，而張之洞嘗擄殺自立軍的唐才常，也不共戴天。光緒三十年，康有為乃遣其老友梁鐵君等四人潛赴北京。一行四人，帶手槍兩支，在北京開了一家小店，俟機行動；但終事機不密，梁鐵君被執。任公一度想親自出馬，頗有效荊軻死為鬼雄的志氣，但他的聲望與環境自不容許。事既不成，而彼四人又花費了數萬元，任公殊感失望，從此遂不再提及此一極端的社會主義。

　　清末從事救國運動的組織，主要的有保皇黨和革命黨，他們所走的路線是各自獨立進行的，甚至於是相背的，尤其任公自新大陸囘日本後，矢口不言革命，並加以反對民族革命；而革命黨所提倡的正是民族革命，意在推翻滿清，還我漢人河山。因此革命黨為了避免任公挫其銳氣，乃亟起斥駁，而任公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譏。於是民報與新民叢報展開了一連串的論戰。他們論戰的內容，大抵說來，任公以為流血破壞為不祥，改造中國當以和平的手段，才能達到救中國的目的，否則將遭法國大革命後的同樣命運。革命黨則以為滿清政府已腐敗至極，非推翻滿清，另建政府不可。雙方各持一端，為時達二年餘。他們不僅文字上的論辯，甚至於互相破壞。光緒三十年，中山先生赴美時，竟遭保皇黨人嗾使美國海關阻止他的登岸。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張繼等革命黨人於東京也摧毀任公剛組成的政聞社。

　　時勢所趨，到了光緒三十三年時，革命言論已大盛，保皇黨的言論相對地逐漸失去了力量，新民叢報的銷路慘跌，逐告停刊。此後，任公乃從事於組織憲友會，並於宣統二年創國風報，繼續鼓吹立憲。

　　辛亥二月，任公曾由東京啟程前來台灣一遊，他遊台灣的目的在於考察台灣的行政，以資取法。當船隻掠過溫台界時，遙望故國，青山一髮，神往久之，乃占一絕云：滄波一去情何極？白鳥頻來意似闌；却指海雲紅盡處，招人應是逝東山。

    船入基隆，因日人最忌台胞與祖國人士交往，以致要登岸時，警吏盤詰，幾為所窘，幸事先取有東京政要函介，始得登岸。當時林獻堂，連雅堂等均在岸迎候。任公到台北後，文化界再薈芳樓為他開了一盛大歡迎會，任公即席致詞，以日人偵探滿佈，言不盡意。會後乃賦詩四首，其一是：却灰經眼塵塵改，華髮侵顛日日新。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於生飲淚嘗杯酒，對面長歌哭古人。留取他年搜野史，高樓風雨紀殘春。

    他在台北五日，由獻堂、雅堂陪赴台中、霧峯、台南等地，酬應至為忙碌，與台灣詩社唱和之詩甚多。臨行前勸林獻堂勿以文人終身，足見他從政的熱心。

    光緒帝死後，國民對清廷更加絕望。宣統三年，國風報的言論也由溫和而激烈，憲友會活動從此與革命同盟會的策動接近合流。終於辛亥武昌起義，在各省紛紛響應下，清帝宣告退位。

　　任公浪跡海外，心中有孤憤難言之痛，嘗為詩云：「九州無地容伸脚，一盞香花且祭詩。」而今民國既成，乃於民國元年十月，由日本囘國，這時他整整四十歲，已流亡了十四年之久。魏鐵三贈以楹帖云：腹中佇書一萬卷，海上看羊十九年。

　　任公與革命黨在民國成立以前髓始終異道，但他們的精神是一樣的，都是在為拯救中國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