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的演進與形成

　　三國演義是我國最流行的歷史小說，但是在這部小說還沒有問世以前，早就已有三國故事的話本，而在話本之前，更有史家所著的三國志。三國演義一書的作者就是根據正史三國志以及民間的話本作綜合工作而完成的一部不朽的著作。以下依此分為三個時期作一簡單的介紹，以明其演進的過程。

　　三國志是一部正史，作者陳壽是以記傳體來寫的，它雖據有歷史的價值，但不免失之枯燥乏味，因為它並不具有小說的情緒效果。在整部書中，劉備、孫權、曹操等人物的面目幾乎是相同的。何人仁慈、禮賢、愛民，何人奸兇、妬賢、害民是看不太出來的。就是正統何屬？三國志裏也不明其所指，而統稱三國。

　　繼陳壽之後的裴松之就大膽多了，他從事於注三國志的工作，引用書籍之多，不下二十種，不但充實了三國故事的內容，而且其中人物的性格，也都粗具了輪廓，就是正統的問題，也依習鑿齒的漢晉春秋而不家隱諱地以蜀漢為正統。這些材料對後來作綜合工作的羅貫中當然有著很大的幫助與影響。

羅貫中的生平事略

　　三國演義相傳是羅貫中所撰。

一代小說家——羅貫中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水滸傳的價值與影響

　　小說不但具有它的唯美價值，同時也具有社會教育的功用，甚至於能造成時勢，發生莫大的力量。就水滸傳來說，其對後世的影響之大，是難以言喻的。

水滸傳的真實性與其思想

　　前面已談過，梁山泊古確有其地，宋江等確有其人。所謂梁山，古稱良山。山東壽張縣志載：「梁孝王曾游歷狩獵於此，死後葬此山，梁山因此得名。」梁孝王即漢文帝的兒子，景帝之弟。

水滸故事與水滸傳的本子

　　水滸故事在宋江還在的時候，可能就開始流行。宋徽宗時，由於蔡京、童貫等大臣的貪橫跋扈，加上一般地方污吏的魚肉小民，搜刮民財，弄得民不聊生，盜賊四起，宋江等人更起而嘯聚梁山，於是乎凡在事業上失意的各種人，如落第的擧子，被誣陷的賢臣良將，走江湖的武林好漢，下至四處流浪的無業遊民，都在此一時代環境的迫害下，「逼上梁山」。梁山遂成為三教九流、三山五岳的人物之大本營，而造成了橫行齊魏、官兵不敢抗拒的強大勢力。

施耐庵的傳說

　　古人以為小說是屬於小道，不足於致遠，甚至於有人把小說看作誨盜誨淫，有害無益的書。這種觀念，不但自古如此，下及清人修四庫全書提要，猶不收戲曲小說，清末劉廷琛為京師大學堂監督時，還曾下令燒焚大學圖書舘所藏的小說。職是之故，小說家雖有所作，亦多不題本身姓名，以致諸多小說，後人皆不知其作者為誰？就如水滸傳的作者究竟何人，三百年來考據家猶不敢遽下斷語。

小說界的大匠——施耐庵

　　水滸傳是我國人共知的俠盜小說，相傳為施耐庵所撰。今所傳元明小說中，以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與金瓶梅為最著。金人瑞批點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和董西廂，稱六才子書。水滸傳的初本已失傳，現存版本甚夥，這些版本都是經後人所增補潤飾而成的，其中金人瑞、楊定見與李卓吾等均出過不少血汗，而以金人瑞所批七時囘本最為通行。

文天祥軼事

    其一

文天祥的詩

　　文天祥雖為文士，但負豪傑之略，養浩然之氣。所以他的詩，寫其顛沛流離的，情文雄贍悲切，至為可傷；寫其忠義之氣的，慷慨壯烈，足以風厲士人，震聾啟聵。

文天祥以死報國

文天祥在五坡嶺被張弘範的部將所擒時，曾吞了二兩腦子自殺，可是就是不死。張弘範以禮相待，左右命他跪拜，他決然說：「吾能死，不能拜。」張弘範見文天祥威武不屈，莫可奈何，乃將他押往厓山。當船過零丁洋（廣東珠江口）時，弘範要他寫信勸張世傑投降，他怒目正色道：「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弘範催之再三，文天祥乃作「過零丁洋」詩以示意。詩云：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力抗元兵

度宗咸淳十年正月，元軍再度大擧南侵，下襄樊，逼江漢，圍鄂州，沿江東下，勢如破竹，銳不可當，京師岌岌不保。七月，又值度宗崩逝，四歲的太子㬎即位，謝太后在哀痛之餘，下詔諸路起兵勤王。這時，文天祥知贛州，因地僻路遠，交通不便，於次年正月才奉到詔命。他看到詔書寫出國家垂亡的最後呼籲時，不禁感憤淚下，一股愛國的熱血溢於肺腑，於是立即響應，號召天下豪傑義士，並盡賣家產充作軍餉。江西本多豪俠愛國之士，經文天祥登高一呼，不到一個月的光景，便集義兵一萬餘人，首先赴難勤王。

文天祥的宦海生涯

　　文天祥狀元及第後，在家守喪，到了理宗開慶元年才授初階，任寧海軍節度判官。當時，元軍分三路進軍，想一擧滅宋，朝野震驚。理宗下詔右丞相賈似道率軍禦敵，賈似道竟私與元軍統帥忽必烈議和，稱臣納幣。適因蒙古憲宗戰死，忽必烈引兵北退，他竟又偽報各路大捷，理宗不明真情，反而論功行賞，封賈似道為肅國公。

　　正當國家的形勢危殆之際，宦官董宋臣勸理宗遷都四明（浙江鄞縣）。由於董宋臣是個理宗最信任的老太監，滿朝文武都噤若寒蟬，不敢勸阻；貪生怕死之流，更是隨聲附和。這時，只有文天祥挺身而出，力排眾議，並上書乞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理宗不予採納，文天祥慨歎朝廷無所作為，乃憤然掛冠而去。

　　文天祥歸里不久，理宗又任以祕書省正字，兼任景德府，為皇太子講經，並賜以金怨，以表示對他的器重。四年，又晉任校書郎，兼權刑部郎官。

　　景定四年八月，內侍太監董宋臣復任太子府事，文天祥激於義憤，又上書極言其罪惡。理宗未加理會，文天祥因此出知瑞州（今江西高安）。瑞州曾受元兵的踐踏，經他的一番整飭後，才恢復了原來的面目。而經他重建的碧落堂就是他當年公餘之暇經常登臨的好去處，其題碧落堂詩云：碧落堂成燕雀歡，與君聊此共情閒。地居一郡樓台上，人在半空煙雨間。

　　修復盡還今宇宙，感傷猶記舊江山。近來又報科風緊，頗覺憂時鬢亦斑。

　　文天祥在瑞州的政績很受理宗的賞識，不久就被調任裡部郎官。度宗即位以後，賈似道以特授大權在握，權傾一時，只求個人逸樂，不理國家大事，文天祥遂再度罷官歸里，時年三十。

　　文天祥本是一個很知追求享受的人，宋史說他「性豪華，生平自奉甚厚，聲伎滿前」。他辭官囘廬陵後，大闢文山，建宅築亭，吟讀自樂。在山中到處有他心愛的林木橋水，宅內則有他心愛的賢妻愛妾（妻氏歐陽夫人，妾顏氏靚妝，黃氏璃英）。真可謂享盡人生最大樂趣。

　　咸淳三年，度宗召他囘京，任左郎官，兼學士院權直。不久，又免官歸里。五年，江萬里為左丞相，江氏是文天祥的老師，文天祥才又再度出山，累遷學士院權直。

    其後，賈似道託病辭退，文天祥奉諭草擬詔稿慰留。賈似道怨怒不先呈給他過目，便私下吩囑學士院其他權直另擬呈進。到了度宗批出時，他看見自己所擬，便引先朝楊大年在翰林院草詔，以一字不合真宗聖意而罷官之事，上疏請求辭職。賈似道又乘機嗾使台臣密秘彈劾文天祥，並寫信諷刺他，其中有云：「直院援楊大年故事，豈非亦有大年性氣耶？如此者，在先朝以為異，後來皆以為常……。」文天祥正當整裝準備離京之時，台臣疏罷之命正好來到，文天祥不禁搖頸歎道：「當年祇為青山誤，直草君王一詔歸。」時在咸淳六年。

　　文天祥囘廬陵故里後，復在文山興建新宅亭台，悠遊山林。在文山先後建有松江亭、障東橋、道體堂、白石青崖亭、六月雪亭等。表面上他雖在此享受豪華的生活，其實是身在江湖，心在魏闕，並沒有忘記國家的安危與自己的責任。

　　度宗咸淳九年，朝廷任他為湖南提刑。是年夏天，見江萬里於長沙，從容語及國事，江氏憫然，對文天祥說：「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這年，呂文煥因戍守襄陽，屢次奏請官兵馳援，賈似道却粉飾太平，置之不理，竟因此忿而變節降元，並引元兵攻宋。從此，宋室危在旦夕。

文天祥狀元及第

　　文天祥江西廬陵人，生於宋理宗端平三年（一二三六年）。相傳在他誕生之夜，他的祖父夢見一嬰孩駕雲從天而降，忽又乘雲上昇，乃取名雲孫，小字從龍。長大以後，友人為他取字天祥；又因曾起宅於文山，所以取文山為號。

　　文天祥生於富有之家，而且長得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目長眉，顧盼燁然。他從小就天才逸發，心懷志節。有一天，遊鄉賢祠，看見所祠的歐陽修、胡銓、周必大、楊萬里諸先生像，有的諡為忠，有的諡為節，不勝企慕，便欣然說：「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是說人死後，不能像他們一樣，入祀祠堂，受人尊敬崇拜，不算是大丈夫。可見他從小就想留名節於後世了。

　　理宗寶祐三年，文天祥以字為名，參加鄉貢考試，舉貢士，從此名曰天祥，改字履善。次年，進士中式，當時才二十一歲。對策集英殿，因感於理宗在位日久，朝政漸怠，便以易經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道理，針對時弊，振筆疾書，而完成了一篇萬餘言的策論。主考官王應麟閱卷後，極受感動，當即奏呈理宗，說：「是卷古義若龜鑑，忠肝若鐵石，臣敢為本朝得人賀。」理宗看了他的卷子，也大加讚賞，乃親擢為第一名。臨軒唱名時，理宗看到他的名字，喜道：「此天之祥，宋之瑞也。」因此又字宋瑞。是年賜禮部進士文天祥以下，六百零一人。

　　我國古代的科擧考試，進士及第者，十分光榮，唱名之後，皇帝立賜袍、帽、笏，並賜御宴。狀元須於宴中進謝恩詩。文天祥的進謝恩詩是：於皇天子自乘龍，三十三年此道中；悠遠直參天地化，昇平奚羨帝王功。

　　但堅聖志持常久，須使生民見泰通；第一臚傳新渥重，報恩惟有厲清忠。

　　據說文天祥在廷試的前兩天，苦於腹痛，而且不能飲食。到了考試那天的丑寅時分，突然迷迷糊糊地到處亂跑，一直到了天亮的時候，諸進士都已一一進入麗正門的旁門，他才隨著群體擁併而入。受御策題後，就題命意，文思泉湧，運筆如飛，所對萬言，不到巳時就交了卷。有人說那是有神物盪滌其中，以吐其奇，才能獲得狀元的頭銜。

　　不幸的是文天祥狀元及第的第四天，他的父親革齋遽然病逝了。當時他的弟弟文璧也來京應試（會試考取了，殿試卻落榜）。兄弟二人悲泣地自臨安扶柩歸葬。

正氣常存的——文天祥

　　正氣常存，俎豆至今尊帝里；孤忠立極，神靈宜近接黌宮。——文天祥祠對聯

朱熹的詩文

　　朱熹是個道學家的人物，因此他在文學的根本觀念上，自然脫離不了「道」字。他的文學觀念是因襲前人的「文以載道」的說法，而提出較深澈的「文自道出」之論。他論文與道的關係說：「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又說：「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唯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因為他主張道本文末，因此他的說理之文，其弊是辭繁不殺，而其益處是布帛菽粟，雖極平常，却極實用。

   他的著述之富，古今鮮有過之。所著詩文集及門人所記語錄等，清康熙皇帝特勅輯唯朱子全書。所編著者則有近思錄、通鑑綱目等。所注釋之書有易本義、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注、西銘解、啟蒙等。其中以四書章句集注為最著，也是他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合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並稱為四書的，即始於朱熹。

   朱熹的文名被理學所掩，不過他在文學史上也佔有一席的地位。他的詞，俯視辛、劉，洗盡千古頭巾俗態。他的詩多達一千多首，是理學家中的著名詩人。沈欒城說：「花月平章二百載，詩名終是首文公。」沈氏即以朱熹為南宋第一詩翁。有人說他的詩，說理枯寂，其實清新可掬的詩篇，美不勝收。茲擧數首以資欣賞：聞蟬

　　悄悄山郭暗，故園應掩扉。蟬聲深樹起，林外夕陽稀。

家山堂晚照效輞川體

　　夕陽浮遠空，西峯背殘照。爽氣轉分明，與君共晚眺。

麗澤堂

　　堂後林陰密，堂前湖水深。感君懷我意，千里夢相尋

賦梅

　　君欲賦梅花，梅花若為賦。繞數百千囘，句在無言處。

宿梅溪胡氏客館觀壁問題詩自警

　　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夜雨

　　擁衾獨宿聽寒雨，聲在荒庭竹樹間。萬里故園今夜永，遙知風雪滿前山。

晚霞

　　日落西南第幾峯，斷霞千里抹殘紅。上方傑閣憑欄處，欲盡餘暉怯晚風。

梅花

　　溪上寒梅應己開，故人不寄一枝來？天涯豈是無芳物，為爾無心向酒杯。

寄諸同寮

　　把酒江頭煙雨時，遙知江樹已芳菲。應憐倦客荒茅裏，落盡梅花未得歸。

宿傳舍見月

　　空堂寒夜月華清，獨宿淒涼夢不成。欲向堦前舞凌亂，手持杯酒未誰傾。

涉澗水作

　　幽谷濺濺小水通，細川危石認行蹤。囘頭自愛晴嵐好，却立灘頭數亂峯。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留秀野劉丈

　　一去屏山今幾春，歸來三逕但荒榛；剪除便覺風煙好，徙倚還驚物色新。樓外千林遮去路，階前一水戀行塵；勸君更作留連計，同社追遊未頻。

鉛山立春

　　行盡風林雪徑，依然水館山村；却是春風有脚，今朝先到柴門。

　　雪擁山腰洞口，春廻楚尾吳頭；欲問閩天何處？明朝嶺水南流。

　　中國文學發達史稱贊朱熹的夜雨、晚霞二詩是大家手筆。其實足以推崇的太多了，鉛山立春更「堪稱老狐狸精矣」。就其一千多首中，佳句亦俯拾可得，如：「山夕烟景亂，林空鳥啼幽。」（懷友）「登原悲落景，倚杖怯高風。」（苧溪道中）「不堪從吏役，憔悴欲歸林。」（晚望）「却敵非干櫓，信威藉紀綱。」（感事）「只看雲斷成飛雨，不道雲從底處來。」（偶題）「萬事儘紛論，吾道一以貫。」（春風樓）等，無不修潔美贍，有的更是意象超妙。至於他的感興詩二十首，乃純說理之詩，於此不錄。

朱熹的哲學思想

　　朱熹是有宋一代理學家的巨擘，理學到了南宋已達到尖峯，而集其大成的便是朱熹。

　　他的整套哲學體系，以宇宙論為中心，而其自然哲學的基本概念就是理和氣。他自謂得程頤的真傳，但他却有比程頤更精微的見解；且程頤終生不談其師濂溪的太極圖說，而他對太極圖說却有所偏好。他的自然哲學就是綜合了濂溪的太極圖說、張載的西銘以及二程的哲學而自成一家的。

　　朱熹認為「理」就是宇宙萬物的根源，現象界的一切事物，莫不依據理而產生。他說：「惟其理有許多，故物有許多。」「做出那事，便是這裏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是那裏有那理。」「理」是無所不在的，正如莊子所說的「道」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甕、在尿溺。因此，宇宙任何事物，不管他是天然的或是人為的，有生命的或無生命的，都具有其所以然的「理」。

　　這本體的「理」，朱熹以為在邏輯上，是存在於其事物之先的。文集中曾說：「若在理上看，則當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有是物也。」例如在現象世界中，磚瓦舟車末存在之時，磚瓦舟車之理，在本體世界中固已存在。因此，朱熹認為凡是在現象世界中可能存在的任何事物，在形而上的本體世界——理的世界，本已具有是「理」了。在這裏，朱熹是把「理」看做另有一個世界的。

　　朱熹所說的本體的「理」，指的即太極。他說：「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統體是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這就是說，整個宇宙本身也是一物，所以說統體是一太極，而宇宙中的萬物又各具一太極。但是，朱熹為了表明高下起見，特別稱這個天地萬物最高的理為太極（天地萬物之理的總和），而稱萬物萬事各具有的太極為理。他嘗以「月印萬川」的譬喻來說明，月是太極，而萬川中的月影就是理。

　　然而，濂溪的太極圖說中，開首即云：「無極而太極。」那麼，周子之所謂無極，是否意味著此太極之上另有一比之更高境界的無極呢？這個問題，朱熹以為太極與無極本為一物。不過著眼點不同，所以名稱有別罷了。朱子全書云：「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百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大無聲無臭之物也。」「周子恐人於太極之外，更尋太極，故以無極言之。」朱熹的意思是，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般之物；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

　　無極就是太極，它只是一個「理」字。然則它是否能產生作用呢？這一點，他以為太極是具有動靜之理，但不具有動靜之實，而真正具有作用的是「氣」。「氣」依據此理而有實具的動靜。文集中說：「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又說：「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他認為天地間之所以有陰陽，陰陽交感，而產生了萬物，就是氣的動靜作用。

　　朱熹既認為理是形而上的道，氣是形而下的器，那麼，理與氣似乎是分別為二的了。事實上，依邏輯言，理雖另有一個世界——抽象的客觀存在；但就事實言，理即在具體的事物之中。他說：「理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理塔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因此，理氣的關係是相即不分離的。

　　由於朱熹認為一切現象界的背後，有所謂理氣的存在，因此，一般論朱子哲學的人，大抵以為朱熹是個理氣二元的實在論者。可是，朱熹談宇宙之本體時，卻是個唯理主義者。他雖以理氣二元來說明現象界的事理，而結局這現象界的理氣二元，是仍須囘返到太極的一元的。日人渡邊秀方在中國哲學史概論中，因此以為朱熹是個一元的二元論者。這種論調，雖不盡明朗，但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再說，朱熹認為太極既是最基本最極至的東西，且天地之中有一太極，人人物物也各有一太極。那麼，萬物的本質既然同為太極，為什麼萬物相互之間有種種的差別呢？朱熹說明這個問題，採取了程子的理一分殊與張子的氣一分殊之見解來解釋。就人而言，每一個人，都各具有成為一個人的太極，而所以有善惡、賢與不肖之別者，是因為氣的變化而產生了善惡。得人心之正者，是天理；得人心之偏者，是人欲。天理是性的本然，人欲是情的氾濫。天理勝人欲，就是聖人；而人欲勝天理，就是小人。

　　在古代，中國的哲學是離不開倫理的。朱熹的哲學思想，如果僅止於抽象的理氣的討論，勢必配不上是一個繼承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所謂的「道之正統」的人物。然而，他的整個思想體系由理氣一直發展到存天理，去人欲上來時，便由宇宙歸結到人事上來了。朱熹說：「此心之靈，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無論聖凡均有人心，也均有道心。道心絕對至善，但易為情欲所蔽，故曰「道心惟微」。人心即情欲，得情欲之中者，為善；不得其中者，為惡。因情欲常生過與不及，而陷於惡，故曰「人心惟危」。所謂去人欲，即去不得其中之惡。然則一個人又如何能覺於理，去人欲呢？朱熹於是乎提出了居敬窮理的學說，以為是超凡入聖的不二法門。

　　朱熹的居敬窮理之說，誓沿承伊川的「涵養需用敬，進學在致知」而來的，遠則根據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人生哲學。不過，他却有著超越前人的見解。他以為格就是至的意思，至就是窮理；而物就是可知的客觀事物。他認為格物就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他說：「格物是靈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格物是就理而言，致知是就心而言。」依朱熹的看法，格物與致知只因著眼點上的不同，因而有此兩個不同的名目罷了。他是格物致知的工夫，看做屬於知識的探討；而誠意正心，則自然是居敬的工夫，屬於道德的修養。所以語類鍾中說：「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善惡關。」「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

　　總之，朱熹提出的居敬窮理是一個人入德之門，學者工夫，只須在此二事；在科學文明的今天，吾人讀書所追求的，仍不越此一藩籬。就是他的本體論雖不免被視為空談，但其時代意義與價值，也是永遠不可磨滅的。

朱熹橫遭陷害，心如靜水

　　紹熙五年，光宗內禪，寧宗即位。宰相趙汝愚擧朱熹為煥章閣侍講。當時中外人士，都引領望治，但韓侘冑自稱有定國之策，居中用事。朱熹深憂韓氏擅權害政，毅然上疏指責韓氏窃柄之失。他敢於指斥當權者的不是，自然不顧自身地位的安危，果然因此觸怒了韓侘冑，被命提擧南京鴻慶宮。計立朝任侍講僅四十六日。

　　朱熹被免侍講後，忌恨他的人，如陳賈、沈繼祖等於是乘機大加讒譭中傷，說他的學說是偽學，只是欺世盜名而已。替朱熹打抱不平的人當然也大有人在，當時即傳有太學詩：「周公大聖猶遭謗，元晦真賢亦被譏；堪歎古今兩陳賈，如何專把聖賢非！」這首詩對陳賈一般人，確實是一種嚴重的諷刺，但他們這群小人却如正飢餓的野獸，在沒有滿足自己的私慾之前對所要攫取的對象決不罷休。因此他們斥之為偽學尚不肯了，尚且還誣陷他聚徒結黨，窺伺神器，勸寧宗斬掉朱熹，以遏阻亂萌。於是由學術上的問題，變而成為政治問題，其情形的嚴重，許多學生深怕自己受到連累而離開了他，甚且有的轉而陷害他，這就是史上所謂的慶元黨禍。

　　雖然朱熹的生命危在旦夕，隨時都可能遭到殺身之禍。可是這位永恆的智者鎮靜如故，仍在竹林精舍講學不輟，有人勸他遣散生徒，他却笑而不答。據說，他的大弟子蔡元定因黨禍被貶道州，路過精舍時，進入與師面晤，師生所談的，盡是學術，都沒有提到貶謫的事。

　　慶元四年，朱熹請求致仕，這時他已經六十九歲，從此以野服見客。六年，卒於福建考亭家中。臨終前一日，尚且起床講析濂溪太極圖說、橫渠西銘。次日，端坐整其衣冠後，就枕而逝。朱熹死時，奸臣聲言四方生徒，不得送葬，犯者處死，但由於他的精神感召，送葬者仍多達一千餘人。

朱熹所至興學校，明教化

    鵝湖之會的辯論，朱熹雖沒有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但他在學術上的地位與聲望却是沒有任何一個人比得上他。孝宗皇帝覺得這樣的人物不做官實在是太可惜了，便於淳熙五年，召治南康軍，這次朱熹再也辭不掉皇帝詔令了。計他自辭官退而讀書講學到此時已逾二十年之久。

朱熹與鵝湖之會

    桂蕊集金鵝，翅擎小天竺；曾借佛前花，隔峯薦朱陸。——明鄭以偉鵝湖峯詩